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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令燕 | 现实主义,生命依然蓬勃 | 特稿
http://www.0771nanningfp.com 2016-02-18 10:52 [来源]:采集

个人简介

孔令燕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、《当代》杂志社社长、主编,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同年入职《当代》杂志,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和研究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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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“现实主义”在欧洲出现、并作为明确的艺术概念规范和理论化以来,一直都是各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形态。中国当代文学亦是如此,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丰富成就延续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,到了1957年秦兆阳先生对此作出概括,发表《现实主义——广阔的道路》,更加明确和自觉地将现实主义定义为中国文学的大道。从彼至今的六十多年,无数现实主义佳作陆续诞生,为现实主义文学延续着蓬勃的生命力,如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尘埃落定》等,一直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占据着主要位置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成长与内心。

虽然其间也有短暂的低潮,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新的文学思潮和先锋文学的兴起,带着浓郁欧美现代派痕迹的先锋写作越来越被一些青年作家所青睐。但是从近些年的创作实践来看,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先锋文学在主流意义上日渐冷落,当年的领军作家们也逐渐转向到现实主义写作,如余华、格非和马原等近些年都创作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。如格非,他持续多年创作了现实主义作品《人面桃花》三部曲,最后一部《春尽江南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现实主义可能仍是当代文学的大道,也是作家创作走向成熟的自觉选择。

但是,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现实主义就是中国文学的必然命运,不能认同这就是文学创作的尚方宝剑,即使现在,为数不少的刚刚走出校门或初试写作的年轻人,仍把“现实主义”视为落后、简单、守旧的代名词,文学取向上依然言必称欧美和先锋,有的甚至从来不读中文小说。所以,在当下时代如何保持现实主义的生命力,才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真正挑战和课题。这个挑战包括两个基本问题,一是文学如何进入现实,二是文学如何高于现实。

其一,文学如何进入现实,就是文学该如何描摹现实。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,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,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,这对深处其中的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,也是巨大的挑战。如何在浩如烟海、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中选取文学的切入点,就变得十分重要。虽然许多作家也是立足现实,写的都是生活中的事,甚至是自己经历的事情,但是因为没有对生活概括的能力,作品就会产生没有生命力的照搬现实的效果。大道至简,也许解决这个困惑的有效途径之一,就是回归现实主义的本质和本源。1888年4月恩格斯在致玛·哈克奈斯的信中为“现实主义”概括了三个基本元素:除了细节的真实外,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时至今天,一部作品,是否真正能做到创作出了真实的细节、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,仍然是衡量优秀现实主义作品的有效标准。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,无一不是在这三个方面完成的典范。

在当前的创作中,许多作家继续遵循这个标准,用真实丰富的生活细节、在新的典型时代塑造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,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,文学生态呈现出蔚为繁荣的局面。作家们在用文学参与现实和思考时代命题方面,呈现多样化的态势,横向上深入现实的各个层面,纵向里追溯时代发展、历史流变对人物命运的改变等,完成了对当下中国社会、经济、人文、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文学表达。小说素材突破了以往以乡土、城市、军事等为主的内容类型,发散出各种形态,将城市与乡村,当下与历史,理想与现实等具象到不同的命运链条中,呈现出异常丰富的文学样貌。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青年作家石一枫,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在文学实践上为现实主义做了注解。他在谈到自己的写作风格时说:“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,反映现实,思考现实”。其作品所涉及的命题和塑造的人物,几乎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社会形态和人。如《特别能战斗》里的苗秀华,“这种大妈,在美国没有,在英国找不到,过去的中国也没有,只有今天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大妈”。“大妈们”是这个时代中的新人物,具有全新的时代意义,让读者能够从对一个人的具体性和个性的描写中,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复杂机制,达到对时代本质的认识。另一篇《地球之眼》中的安小南,从表面看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,而是非典型,他是一个与时代对抗、不合时宜的道德守望者,他坚守着周围所有人、甚至整个社会都放弃的道德底线,周围人都对他难以接受和理解。但是正是由于安小南的不合时宜,才映衬和凸显出当下时代甚为普遍和典型的形态。

其二,文学要高于生活,就是要在作品中对已知生活有新体验、新发现和新表达,要真的做到在日常生活中能写出超乎寻常的况味,做到艺术源于生活、更要高于生活。记得格非曾经说过:作家的想象力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力。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,仅停留在照搬现实、描摹现实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,一定要有超越现实的概括能力,才能创作具有生命力的好作品。

不同的时代,产生不同的文学,不同的时代,对文学的需求亦不同。在传统社会形态中,作家更多充当了“说书人”“社会窗口”的角色,他们大多是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,是少数可以自由运用语言工具的文化精英,正如恩格斯曾经讲过,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,曾经提供了比同时代的记者、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“多得多的东西”。时代发展到今天,文学已经不能满足认知的需求,更要文学提供“多得多的东西”,即高于生活的那些况味和理解。当下阶段,文学存在的社会根基恰恰是这些高于现实的部分。如何在“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”上走下去,而且走得远、走得天高地阔,要求作家运用自己的才情、智慧、见识、格局,从我们熟悉的生活里,分析、体悟出多数人不太熟悉、却能感同身受、醍醐灌顶的生命体验和感知。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和新意,并不是故事层面上的猎奇和新鲜,而是人生体验中的哲学思考和陌生感,是作家在寻常的生活里,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面,能在比大众站得更高、走得更远的地观照现实。

换言之就是,作家不是创造真的自然,而是通过文学与情感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自然。对于一些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社会现象,哪怕看起来就是个平常的事,只要我们的眼中能有新发现,它事实上就是新鲜的。对此,评论家李敬泽也曾有过类似论述:“当我们说现实主义的时候,它就一定涉及对生活、对时代的某种‘总体性看法’,或者艺术一点说,也可以叫‘总体感’。”这个“总体感”,就是对寻常生活不同的、更宏观、高远的把握,就是文学艺术“意在言外”的那个意思。

时代发展的本质是人类文明、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,是“江山留圣迹,我辈复登临”的生命更新,现实主义无论如何广阔,根本还需作家们的不断创新和文学实践,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命蓬勃。

【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,《当代》杂志社社长、主编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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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刊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2018年第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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